界面新聞記者 | 劉婷
4月2日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正式發布“對等關稅”政策 ，全球經貿體系面臨巨大沖擊。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對外大規模興起貿易戰 ，“關起門來搞建設 ” ，不僅難以實現制造業回歸的夢想，還會使其國內社會更加分裂 。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日前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舉行的《“特朗普沖擊波 ”及對世界的影響》活動上說，目前美國經濟全面金融化 ，也就是“脫實向虛” ，這直接導致美國無法在成本上真正做到工業技術的再商業化和體系化 。即使采取“大棒+胡蘿卜 ”的政策（“大棒 ”指關稅，“胡蘿卜”指補貼） ，美國制造業在未來兩三年內也依然難以與中國抗衡 ，美國再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淡水泉（香港）總裁 、知名經濟學家陶冬指出，特朗普在推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過程中 ，無論對內對外 ，還是對金融市場來說，都會帶來巨大的混亂和秩序的崩潰 。“如果談及今年美國的風險在哪里 ，我認為‘特朗普沖擊波’導致市場出現一個螺旋形下滑的幾率大過實體經濟（風險） 。 ”他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副所長徐奇淵提出 ，以黨的三大法寶——黨的建設 、敢于斗爭、擴大統一戰線——來應對“特朗普沖擊波 ”。他強調，從擴大國際統一戰線的視角來看 ，中國致力于擴大內需 ，這一舉措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關鍵環節，更是改善地緣經濟環境的重要切入點 。如果中國成為全球重要的凈進口市場 ，向全世界提供需求 ，那么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關系將從競爭轉變為互補 。
劉元春指出，從歷史維度看 ，關稅文化在美國社會具有非常濃厚的歷史積淀 ，美國歷史上有五波關稅浪潮，其規模和影響并不比現在小。這5次關稅浪潮包括：
1770年代的美國獨立戰爭 ，起因就是北美13州殖民地聯合反對英國體系的關稅壓迫；
1860年的美國內戰 ，并非僅僅因為廢奴問題，其背后是內部的關稅立場不同 ，即北方工業化利益集團希望高關稅 ，南方種植園主群體則反對高關稅；
1890年，為了加速美國工業化進程 ，時任總統威廉·麥金萊頒布兩個關稅法案 ，對歐洲征收50%關稅；
1930年美國大蕭條期間，總統赫伯特·胡佛通過了《斯穆特-霍利法案》，認為大蕭條是外國商品沖擊而產生 ，希望通過高關稅重整內部市場和美國工業體系 ，引發全球報復；
19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當政時期 ，為了應對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 ，美國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的普遍關稅 。
特朗普自稱“關稅俠”，并視尼克松為榜樣 。在其第一任期 ，發起中美貿易戰。自年初重回白宮以來 ，特朗普關稅打擊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墨西哥 、加拿大和中國成為其首先攻擊的目標 。4月2日，“對等關稅 ”措施細節出爐 ，特朗普宣布對貿易伙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 ” ，部分國家面臨更高的稅率，包括印度26% 、韓國25%、日本24%、歐盟20% ，將于5日生效。
劉元春認為 ，從美國關稅戰歷史可以得出幾點重要結論：一是，關稅是美國社會在出現一些“超級問題”（也就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之后采取的特殊舉措；二是美國關稅政策的實施往往會引發其國內政治陣營的分化 。比如，1860年美國的關稅分歧引發了南北戰爭 。而大推關稅的幾位美國總統 ，均面臨內部的強烈反對 ，這導致“關稅之王 ”麥金萊被刺殺，胡佛也因關稅加劇的大蕭條而直接敗選 ，尼克松則被彈劾。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李巍表示 ，自1890年起，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 ，這構成了20世紀美國實現全球霸權的重要基礎 。然而 ，2010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目前中國制造業的整體規模已經是美國的兩倍以上 。美國擔憂若這一趨勢持續 ，其全球霸權地位將可能被中國削弱和取代。因此 ，制造業復興成為當前美國的國家大戰略，并成為兩黨基本共識 ，根本原因在于美國戰略精英都深刻認識到 ，美國正陷入一種“金融詛咒 ”。
陶冬也表示，特朗普對全世界開征關稅，目的是把產業鏈重新拉回到美國 ，但這件事情困難重重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通過威脅利誘等手段 ，希望臺積電將最先進制程的芯片生產轉移到美國亞利桑那州，但這其中有很多障礙要克服 ，比如本地工程師短缺 。
陶冬還表示 ，從戰略上講，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議程對內有三大目標 ，分別為：徹底鏟除“白左 ”思潮（極端左翼 ，過于強調道德優越感 、忽視現實復雜性以及雙重標準）；打碎美國的深層政府，也就是打破建制派體制的掣肘；建立一個他認為對美國最好的體系 ，即低稅率 、高關稅、去監管和市場主導的經濟運營體系。
但是 ，“特朗普對于產業 、競爭等問題缺乏深度理解，（導致）他給出的解決方案往往似是而非 。 ”陶冬說 。
劉元春表示 ，美國的工業化或再工業化是否能夠成功 ，實質上取決于其所處的發展階段。歷史經驗表明，當美國完成工業化并向后工業化社會邁進時，所有試圖通過關稅推動再工業化的法案幾乎都以失敗告終 。
“在胡佛時代 ，美國工業體系在大蕭條中受到重創；在尼克松時期 ，特別是《牙買加協議》之后，美國落后于與德國的汽車工業競爭；在與日本競爭方面 ，1986年美國也出臺了7個方面的再工業化計劃 ，最后也沒有挽救美國‘銹帶經濟區’的沒落 。”劉元春說。
李巍認為，從特朗普執政兩個多月來的諸多表現看 ，他確實想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也帶來了很多混亂，特朗普及其團隊還沒有展現出足夠的能力 ，來進行負責任的改革 。至少目前來看 ，“特朗普沖擊波 ”對美國的國內政治文化和其國際領導地位都構成了持久而深重的傷害 。
李巍還說，對于如何在維護本土制造業的同時 ，又維護美元霸權 ，特朗普尚未提出明確或系統的政策思路，其執政團隊似乎也尚未就此問題達成清晰共識。縱觀歷史經驗，金融霸權與制造業霸權的并存在現實中難以實現 ，如何在兩者間做出權衡 ，是特朗普執政的一個重要考驗 。例如，英國在19世紀逐步確立英鎊霸權地位之后 ，制造業逐漸走向衰落 ，美國的發展軌跡也呈現出類似特征 。
多位專家表示，在特朗普2.0時代 ，雖然中美互動仍然重要 ，但戰略成敗更多取決于和第三方的互動。此外，擴大內需是中國應對政策的重中之重。
陶冬表示 ，雖然美國政壇的“鐘擺 ”每幾年就會搖擺一次 ，但“特朗普主義”并不會因為特朗普離開白宮而消失 。為此，中國必須要做好應對“特朗普主義”以及去全球化趨勢長期化的準備 ，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秩序已經不可逆轉地出現了改變 。在此背景下 ，中國必須要做好內需，立足于自己；此外，中國既要和美國談 ，也要改善與歐洲 、日本、韓國等國家的關系 ，同時要和發展中國家深化合作。
徐奇淵提出，以黨的三大法寶來應對“特朗普2.0沖擊 ” 。三大法寶包括：黨的建設；敢于斗爭；擴大統一戰線 。
“這三大法寶 ，是黨在不同歷史階段 ，通過實踐反復得到驗證的寶貴經驗。黨的建設，實際上對應于把自己的事做好 。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 ，主要對應于中美雙邊關系的處理 。擴大統一戰線 ，在國際范圍內來看就是要盡可能地擴大國際統一戰線，把朋友做得多多的。 ”徐奇淵說 。
他表示 ，在當前國際形勢背景下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 。回顧過去7年 ，美國兩屆政府的關稅 、制裁政策都直接指向中國的制造業 ，但是，不論是出口份額 、還是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中國制造業的地位不但沒有下降 ，反而還有所提升。同時 ，在新興產業和新興技術領域，中國近年來也取得了快速突破 ，進展很快 。總體而言 ，美國針對中國制造業所采取的限制發展措施并未取得成功 。
在反制方面，徐奇淵表示 ，要避免陷入對方設定的思維框架 ，避免被對方“牽著鼻子走”。具體來說，一是反制要精準有力 ，注重打擊對方的痛點。例如 ，將美國相關企業納入實體清單，或者針對特定農產品進行精準打擊；二是在精準反制的基礎上 ，繼續擴大對外開放 ，鼓勵發展雙邊的貿易、投資聯系；三是扭抱纏斗的策略也要升級 。如果說扭抱纏斗1.0著眼于中美雙邊關系的直接綁定，那么通過第三方國家來實現中美關系的間接綁定就是扭抱纏斗2.0 。中國和所有非美國家都有緊密的經濟聯系，那么美國也難以擺脫與中國的間接經濟聯系。
他還表示 ，從擴大國際統一戰線的視角來看 ，中國致力于擴大內需，這一舉措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關鍵環節 ，更是改善地緣經濟環境的重要切入點 。如果中國成為全球重要的凈進口市場，向全世界提供需求 ，那么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關系將從競爭轉變為互補 。
李巍也認為 ，面對“特朗普2.0沖擊波 ”，中國要減少對美國的關注 ，不要被“牽著鼻子走 ” ，發展自己就是最好的應對。他還表示，決定中美博弈勝負的是第三方 ，誰能夠爭取到更多的第三方支持 ，誰就能在這場博弈中取得勝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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