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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聞記者 |?楊志錦

3月25日，廣東省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經表決，決定任命李運為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李運此前在國有大行工作了24年，這是他首次到地方政府工作。到地方政府任職后，像李運這樣長期在金融系統工作的官員被稱為“金融副省長”（直轄市稱副市長，自治區稱副主席，以下統稱副省長）。

據界面新聞記者統計，上世紀90年代金融副省長就開始出現，截至目前一共產生了45位金融副省長，其中四分之三（34位）在2016年以后產生。

2016年后，幾乎每年都有金融官員派往地方任職，省級領導班子配備熟悉金融的副省長漸成一種制度化安排。與此同時，一部分金融副省長陸續重回金融系統，有的甚至成為金融監管部門的一把手，中央金融部門與省級地方政府的雙向交流常態化。

金融分權與集權

我國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始終是治理體系的核心命題。如何在兩者之間保持恰當的平衡，對中國的平穩發展十分重要。金融副省長的遴選、更替也體現出了中國特色的中央和地方關系。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金融事權高度集中在中央。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從放權讓利開始，金融體系改革也遵循了這一思路：人民銀行以及開始獨立或恢復重建的四大國有銀行均采取總行和地方政府雙重領導的模式，業務上主要以總行領導為主，黨務工作則以地方領導為主。

在相對強勢的地方政府面前，人民銀行、國有大行的省級分行不得不配合地方政府的金融訴求，積極向總行爭取信貸指標，某種程度上演變成省級政府的組成部門。

省級政府部門一把手級別為正廳級，他們中的一些會進一步升任副省長等副省級干部。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也出現過國有大行省級分行行長升任所在省份副省長的案例。

1993年，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福建省希望能配備一個熟悉金融、精通外語的領導干部，時任中行福建省分行行長的劉明康進入了有關領導的視野。是年1月，劉明康走馬上任福建省副省長，主管經濟金融以及基建工作。另外一個案例則是姚中民，是年4月，他由建行河南省分行行長升任河南省副省長。

一年后，國家開發銀行組建，劉明康和姚中民雙雙出任國開行副行長。當時的國開行為正部級，擔任副行長的他們仍為副省部級干部。若干年后，劉明康升任原銀監會主席，而姚中民則在國開行任上躑躅，2016年退休三年后黯然落馬。

劉明康和姚中民是最早的金融副省長，具有與眾不多的特點：唯二由金融副省長調任國有大行副行長的金融干部，唯二由國有大行省分行行長調任副省長的金融干部。

此后再無此類案例。究其原因，金融分權在初期推動了經濟發展，但金融分權下的信貸膨脹引發了1994年的高通脹，對宏觀調控形成干擾。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金融資源配置權力被全面上收。

一是推動國有大行公司化、股份化改造，強化總行對分行的業務管理；二是推動人民銀行設立跨省的大區分行；三是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對中央金融系統黨的工作實行垂直領導，徹底獨立于地方政府和黨委；四是陸續設置專門的監管機構證監會、保監會和銀監會，履行對金融機構監管職責。

不過，中央也向地方讓渡了一部分金融管理權限。一方面，將地方性法人金融機構（如城商行、農信系統等）的黨務工作交由地方管理。一些省級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為正廳級單位，但省級法人金融機構的體量有限，它們的掌舵者也很難直接升任副省長。

比如陳云賢長期在廣發銀行和廣發證券工作，擔任過廣發銀行副行長、廣發證券董事長等職，后在佛山市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等職務上歷練后才在2011年出任廣東省副省長。

另一方面，省級金融辦被賦予一定的監管權。2017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地方政府要在堅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權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統一規則，強化屬地風險處置責任。

此后，省級金融辦由省政府直屬事業單位調整為省政府直屬機構，加掛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牌子，負責對7+4類金融機構的監管，其行政級別為正廳級。和省級財政廳廳長、省級發改委主任升任副省長等一樣，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升任副省長具備了可能。

2022年11月，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長張雁云出任浙江省副省長，開創了地方金融監管部門負責人升任金融副省長的先河。2023年上海地方金融監管局局長解冬、江西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韋秀長也被拔擢為金融副省長，分別出任上海市副市長、西藏自治區副主席。這些調任顯示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的重要性在上升。

從“金改 ”到“化險”

前述幾人在出任金融副省長之前均擔任省級政府相關部門一把手或地級市主要負責人，出任金融副省長可視為在地方政府層面選拔干部，而更多的金融副省長則來自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交流。

根據黨政干部選拔、交流的相關規定，省部級干部可以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進行交流任職。例如，中央機關的領導干部可以到地方擔任省級領導職務，地方省級領導干部也可以到中央機關任職，這種交流方式有助于干部在不同層級和領域積累經驗。

金融集權后，中央金融監管部門（如一行三會）及中央金融企業（如國有大行）通過垂直管理體系強化了自上而下的控制——總部對分支機構的人事、經營、財務擁有絕對話語權。中央金融機構總部的正職、副職屬于中管干部，省級政府的正職、副職也屬于中管干部，但二者分屬不同的系統。

中央金融部門與地方政府的交流任職早已開始。據界面新聞記者梳理，在1998年-2015年之間共有7位中央金融部門官員調任地方出任副省長，他們赴任地方主要是為了推動地方金融改革。

2007年，證監會副主席屠光紹空降上海出任副市長，其任務之一為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2014年，原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出任天津市副市長，負責天津自貿區等金融領域擴大開放的改革任務。

這時期的金融副省長只是零星出現，但自2016年開始，每年均有中央金融部門官員調任地方，金融副省長呈現密集增加態勢，截至目前共有31個案例。

究其原因，中國金融業積累的風險開始陸續顯現：P2P暴雷，債券違約常態化，地方債務不斷膨脹，地方金融機構、房地產風險事件時常出現等等。中央提出要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這亟需有專業能力和市場經驗的金融專家參與。

此時金融副省長的調動也呈現出新特點：

一是金融副省長漸成制度化安排。雖然金融副省長不斷調入調出，但配備金融副省長的省份占比一直保持在半數以上，這意味著在大多數省份的領導班子中始終有金融專業的干部。

2017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要增強黨領導金融工作能力，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加強金融知識學習。要大力培養、選拔、使用政治過硬、作風優良、業務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別是要注意培養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設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備的高素質金融人才隊伍。

早在本世紀初人民銀行就編寫了《領導干部金融知識讀本》一書，成為普及金融知識的重要教材。現在通過金融副省長的常態化安排，省級領導班子知識、專業結構進一步優化。

據界面新聞記者統計，這31位金融副省長所學專業大多為經濟、金融、管理類，和金融工作十分對口。他們中的19位還取得碩士及以上學位（不含在職），占比超過六成，具有深厚的經濟金融理論功底。畢業后他們在金融系統工作了10余年甚至30余年，對金融實務十分熟悉。

他們中的一部分還有出國學習和工作的經歷，這不僅拓寬了他們的國際視野，更使其在跨文化溝通、多元思維和全球化問題解決方面積累了獨特優勢。

二是國有大行副行長成為金融副省長的最大遴選池。據界面新聞記者統計，在出任副省長之前擔任國有大行（包括三家政策性銀行）副行長的為21人，占比高達三分之二。這些大行總行副行長幾乎都擔任過省級分行行長。換言之，省級分行行長是成為大行總行副行長的必經之路。

李運更是如此。他武漢大學博士畢業之后即進入農行總行工作，先后在研究室、戰略規劃部、資產負債管理部工作了17年，2017年由總行部門負責人調任貴州省分行行長，2021年9月跨行出任建行副行長，直至此番履新。

其次，來自于中央金融監管部門的人數為7人，其中央行系統（含外匯局）、金融監管總局（含原銀監會、原銀保監會）、證監會分別為3人、1人、3人。此外，還有3人來自其他金融央企（中信集團、光大集團及中投公司）。

三是更多的金融副省長兼任省委常委。在2016年以前，僅有兩位金融副省長出任省委常委，但2016年后明顯增多。截至目前，擔任過省委常委的金融副省長已達19位，占比超過六成。這使得他們能更好地統籌省內資源化解各類金融風險。

過去幾年，地方政府債務及國企債券違約風險可能是金融副省長需要應對的首要風險。2020年10月永煤債券違約讓地方政府意識到必須維護好區域信用，因為省內國企債券違約不止影響一城一地，全省國企的再融資都會變得異常困難。

這一重任就落到金融副省長肩上，他們就像一個省份的CFO ，需要通過專業的“路演”去說服機構投資者。近年來貴州、山西、天津等省份陸續召開債券投資者懇談會，當地金融副省長親自帶隊出席，直面投資者的質疑，對提振當地區域信用環境起到了積極作用。

比如天津市2021年6月召開債券市場投資人懇談會，時任副市長康義出席并作主題宣講。康義有著豐富的金融業從業經歷，他曾在建行工作了20多年，2016年11月出任農行副行長，一年多后調任天津市副市長。

在懇談會上，康義以詳實的數據講解天津經濟發展、債券風險防范等情況。康義表示，天津將健全完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考核體系，對公開市場債券違約風險防范化解不力、損害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人員，一追到底、終生問責。

他的回應切中市場痛點，一定程度上打消了金融機構的顧慮。市場還認為，金融副省長可利用其在中央金融單位工作過的優勢和資源應對風險挑戰。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它們希望向中央爭取支持，比如向國家發改委爭取重大項目落地，向財政部爭取更多的轉移支付資金、地方債額度等。相比而言，金融資源更加市場化，資金會流向收益更高的地區，但仍有一定的爭取空間。近年來，各省紛紛與中央金融企業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有的國有大行還會承諾未來幾年向某省提供幾萬億的授信。金融副省長在其中可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經常作為地方政府代表簽署合作協議。

回歸

在學術界，從事金融監管的官員也被稱為技術性官員。所謂技術性官員，指憑借專業知識和技術能力從事管理工作或提供專業建議的官員，他們通常專注于某一特定領域如金融、科技、醫療等，并通過技術手段和專業知識來推動政策的制定、執行和監督。

長期以來，金融高層官員人選的來源高度依賴于金融部門輸送，具有較高的專業門檻。以金融監管部門（當前是一行一局一會，之前是一行三會或一行兩會）一把手為例，其遴選池一般為國有大行一把手（股改前為行長，股改后為董事長）或央行副行長。

在黨的中央委員會中，過往一般會有9人左右入選，包括4人左右的中央委員（一行三會一把手）及5人左右的候補委員（四大行及國開行董事長）。而隨著金融副省長的增多，具有長期金融從業經歷的委員明顯增加：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中，這一數字增至18人，其中中央委員2人，候補委員16人。

在此背景下，金融副省長出任金融監管部門一把手具備了可能，這類案例在近兩年已開始出現。

2023年5月，四川省副省長李云澤調任金融監管總局局長。李云澤1993年畢業后進入建行工作、至建行重慶市分行行長，2016年出任工行總行副行長，2018年9月調任四川省副省長。

金融監管總局于2023年5月掛牌成立，其前身為銀保監會及銀監會、保監會。保監會、銀監會均經歷三任主席，其來源包括大行一把手（兩位）、證監會主席（一位）、大型險企董事長等。

2017年2月，山東省省長郭樹清調任原銀監會主席，后又成為原銀保監會唯一一任主席。不過郭樹清的調動屬于平級調動（均為省部級），而李云澤則實現了副省部級至省部級的跨越。

曾擔任金融副省長的吳清也實現這一跨越。吳清和李云澤在地方上都當選常委，并在2022年10月當選第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不同的是，吳清長期在證監會系統工作，2018年由上交所理事長調任上海市副市長，后轉任上海市委副書記，2024年2月就任證監會主席，成為首位沒有銀行或央行系統工作經驗的證監會主席。

在此之前，成立于1992年的證監會一共經歷九位主席。他們長期在央行系統或者銀行系統工作，大多從大行董事長或行長任上調任。

目前尚無金融副省長出任人民銀行行長的案例。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初步建立中央銀行調控框架以來，中國央行歷經四任行長，其中三位由央行副行長轉任，一位由證監會主席調任。他們長期在央行等金融系統工作，具備深厚的經濟金融理論功底、扎實的學術研究能力和優秀的海外市場溝通能力，使得中國央行的專業性及國際地位明顯提升。